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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是专访

“人工智能+”：“+”什么、如何“+”

《求是》杂志记者梁佩韵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和重点方向，为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提供了方向指引。围绕如何理解和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本刊记者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副主任徐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源三位专家进行了专访。

　　记者：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请问现阶段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有怎样的背景和意义？

　　徐彬：“人工智能+”是对“互联网+”的创新演进。2015年，我国全面启动实施“互联网+”行动，加快探索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可行路径。十年来，互联网已渗透到生产、生活、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消费变革和民生改善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在“互联网+”基础上，实现了从“信息连接与扩散”向“知识运用与创造”的跃升，从而以更具变革性的力量，推动生产要素重组、价值创造方式升级、组织形态演化和社会治理模式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全面、系统和深刻的变革。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已步入全球格局重塑的关键阶段，技术研发从单点突破转向体系化创新；开源生态加速知识共享，与闭源模式互补推动技术繁荣；应用场景从消费端向科技、交通、医疗等各领域渐进式渗透，垂直领域落地能力成为企业关键竞争力。面对变革浪潮，我国启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快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既是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数字经济向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源：为什么在此时出台《意见》？我想可从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培育未来产业，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出台《意见》是重点落实举措之一。其次，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具备解决现实场景中一些复杂问题的能力，各方面拥抱人工智能的意愿强烈，但也存在对人工智能作用认识不一致、供需对接不畅通等问题，亟须出台《意见》加强统筹、明确重点推进方向。最后，主要国家纷纷推出人工智能战略或计划，力图抢占发展先机。今年以来，日本于5月通过《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究开发及应用推进法》；英国于6月公布一项为期十年的工业发展战略，投入超过20亿英镑推动“人工智能机遇行动计划”；美国于7月出台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以在这场全球竞赛中保持主导地位。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出台《意见》正当其时。

　　记者：“人工智能+”行动的深入实施将会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哪些新动能？带来哪些新机遇？

　　徐彬：“人工智能+”行动通过技术与产业、社会场景等深度融合，将会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一系列难得机遇。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可以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由此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多项研究指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能为全球经济贡献超百万亿元，是最重要的增长点之一。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推行更富成效的学习方式，打造更有品质的美好生活，实现民生改善的普惠化、精准化、高效化，构筑更具智能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各界发布了智慧养老平台、智能护理机器人等多项产品，正在打造覆盖文化娱乐、订餐服务、医疗保健、生活照料等全场景的养老服务。

　　“人工智能+”科学技术，还有助于构建新型科研范式，加速“从0到1”的重大科学发现进程和“从1到N”的技术落地和迭代突破，促进技术研发、工程实现、产品落地一体化。例如，人工智能模型已预测了超过100万个物种的2亿多个蛋白质三维结构，几乎涵盖了地球上所有已知蛋白质，这使一些药物靶点发现周期从几年压缩到几个月，目前已有上百种人工智能设计的新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此外，以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精准施策、协同共治，可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公共服务的精准化，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例如，人工智能平台通过监测分析重点河道流域的气象、地质条件、人口分布、救援资源等多维数据，可提前感知汛情隐患等异常情况，提出措施建议，实现从被动应急处置向主动前瞻防范的转变。再如，通过城市大脑赋能，政府部门对项目的全流程审批时间从9个工作日大幅压缩至9.5小时，显著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

　　余晓晖：从技术演进看，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飞跃。它拓展了人类认知边界，让我们对自然、社会和自身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引发人类社会从工具辅助到自主决策、从效率工具到智能要素的革命性突破。从产业变革看，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能够加速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智能家居等。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使制造业在效率、质量、能力等方面实现质的飞跃。从民生福祉看，随着人工智能与社会民生各领域、各环节广泛深度融合，其正在成为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推动社会智能跃升的全新引擎。推进“人工智能+”民生福祉，能以更精准、高效、普惠的方式提升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关键民生领域的服务质量，破解资源不均、成本高昂等传统难题，让优质的社会服务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人。

　　记者：《意见》提出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当前，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了产业应用的关键阶段。如何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徐彬：人工智能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技术验证。将实验室研发出的算法模型转化为服务和产品，验证技术方向可行、风险可控、具备应用价值。其次是场景适配。在技术得到可行性验证的基础上，将技术与真实业务场景深度适配，推动构建高质量行业知识库和数据集，训练行业垂类模型，并嵌入到实际使用流程中，实现场景应用的智能化升级。最后是规模化应用。将已适配的场景提炼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设计商业落地模式。

　　目前，我国大部分应用还停留在场景适配这一阶段。新事物需要一个试错期、完善期，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也需要不断迭代才能形成好用的服务和产品。要在不断应用完善的基础上推动建立人工智能服务和产品相关标准规范，并形成合规性共识，确保规模化应用稳定可靠。

　　余晓晖：每一次通用技术的突破，都会衍生发展出一批能够充分应用适配该技术的产品、服务、企业与商业模式，促进释放技术红利，开启新商业模式、推动经济社会进步。当前，真正让人工智能从“技术进步增量”形成“经济发展增量”，需要进一步着力提升生产力。

　　《意见》的出台和实施，为人工智能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指明了方向。一方面，聚焦科技、产业、消费等生产力提升的重点领域，布局“人工智能+”重点行动，推动产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形成以人工智能应用引领生产力提升、生产力提升反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双向赋能模式。另一方面，从民生福祉、治理能力、全球合作等方面，提出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开创社会治理人机共生新图景、共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等举措，推动构建适配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更新突破。

　　记者：基础支撑能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意见》围绕强化基础支撑能力提出若干举措。应对人工智能挑战，关键是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人工智能领域，哪些环节或者技术必须实现自主可控？围绕核心技术突破，如何进一步夯实基础支撑能力？

　　马源：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可能对我国贸易、科技等领域造成更大冲击，构建自主可控、协同运行的人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系统是一项重要任务。人工智能涉及智算芯片、算力基础设施、数据集、基础算法、框架、大模型等诸多环节，而且技术还在不断迭代创新过程中。就自主可控的内涵来讲，首先，不是闭门造车，要拥抱一切先进技术；其次，并非要求所有环节全部由本国独立完成，这既不必要，也无经济效率，应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再次，强调在关键环节、关键领域掌握核心技术能力，拥有选择权，确保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避免在极端情况下受制于人。

　　从目前看，已被国外列入或可能被管控的环节或领域需提升自主可控能力，包括几个领域：一是先进算力芯片，如芯片设计软件、芯片制造的先进制程及封装技术；二是与智算芯片配套领域，如高带宽内存、与芯片直接配套的计算平台和编程模型；三是超大规模算力设施，如智算服务器、冷却技术、大规模计算集群的调度技术等；四是基础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操作系统”和“通用技术”，需要结合中国数据集，训练出富有中国风格的基础大模型。

　　除了前述领域外，面向人工智能中长期发展，还需要超前布局一些关键要素或前沿领域：一是高质量数据集，我国大力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但这方面还有短板，目前国际上有不少开源数据集，国内企业在广泛使用，业界对构建国内高质量数据集特别是行业数据集的需求很旺，也很迫切；二是基础理论和方法，这一轮人工智能创新主要基于Transformer架构，未来迈向通用人工智能还有很大的未知探索空间，这恰恰是占领先机、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三是应用于重要行业或关键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例如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也需要统筹考虑。

　　徐彬：围绕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强化基础支撑能力：算力方面，支持人工智能芯片攻坚创新与使能软件生态培育，加快超大规模智算集群技术突破和工程创新，降低智算使用成本；数据方面，完善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产权制度，促进数据开放使用，支持发展数据标注、数据合成等技术，持续加强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算法方面，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包括人工智能与脑科学融合创新，支持多路径技术探索和模型基础架构创新，积极推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工程创新协同发展。此外，还要加快打造开放、安全、可持续的开源生态，支持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探索开源新模式，打破技术壁垒，推动模型、工具、数据集等开放共享，帮助缩短技术创新周期。

　　人工智能是战略性领域，发展难度大，竞争激烈，需要各类创新要素向人工智能领域集中汇聚。在人才方面，要加大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超常规构建领军人才培养新模式，提高顶尖人才密度，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更好发挥领军人才作用，支持企业规范用好股权、期权等中长期激励方式引才留才用才。在资金方面，加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应用创新项目支持力度，培育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面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加速构建的趋势，我国应如何在保障自身技术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同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人工智能包容普惠发展？

　　余晓晖：人工智能在促进各国经济发展、提升民生福祉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对于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提振作用，是当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有着清晰的主张和务实的考虑，可概括为：普惠共享、合作共治。一方面，坚持智能向善、推动普惠共享。我国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充分体现大国责任，主张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关注发展中国家需求，通过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让各国平等参与智能化进程，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构建开放共赢的国际人工智能生态。另一方面，加强国际交流，推动合作共治。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交流和治理工作，凝聚各国共识，形成扎实可靠的合作机制。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应用国际合作，塑造全球人工智能规则制定权、技术话语权引领力，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献。

　　徐彬：实现“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和广泛应用，离不开开放共享的全球发展生态。只有通过数据共享、技术开源、人才合作、产业链协同，才能激活人工智能应用创新活力，促进包容增长。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展人工智能治理需要世界各国协同联动，共商治理经验，共享治理成果。一是开展人工智能技术合作。构建面向全球开放的开源技术体系和社区生态，强化算力、数据、人才等领域国际合作，促进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二是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面向全球智能化发展需求，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合作。可围绕智慧农业、智慧园区、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因地制宜打造符合本土特点的应用生态。三是共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发挥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主渠道作用，深化与国际组织、专业机构等交流合作，加大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标准供给，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全球治理框架，推动智能向善向新发展。

　　记者：感谢各位专家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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